又逢岁末，故宫日历、国宝日历等各种文创日历层出不穷。您知道吗？这么清晰的时间记录，是先民们数千年抬头望天的智慧结晶。

山西陶寺遗址复原的古观象台。

中国古老的日历实物

刻有天干地支的商朝甲骨。

日历，指记录日期等相关信息的实物，是历法的一种呈现形式，又称历书、通书等。

我国古代非常重视历法。在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中，立着13根柱子，智慧的先民们通过仔细观察柱子之间日出位置的变化，总结出20个节气。这些沉默数千年的柱子，就是日历的雏形。

大量商代甲骨文刻片重见天日后，其中殷墟中一片刻有“月一正曰食麦”等内容的甲骨，被认为是中国古老的日历实物。另一片商代晚期的甲骨上，整齐刻着从甲子到癸亥共60组天干地支。10个天干与12个地支通过排列组，能精准表示年月日时，让日历内容更加具体。

因为历法在实用之外，还是皇权的重要象征，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普通人都没有实体日历。那时每年年末，朝廷会将包括年号、日期、节日、节气等内容的历书下发给各地官府，地方官府会通过发布通告、组织庆典等方式让百姓知晓重要节日、节气的时间。例如立春，出现过“东郊祭祀”“立春迎气”“春神勾芒祭祀”“驱寒迎春”等不同庆祝仪式。这就是“敬授民时”——郑重地把时令信息告诉百姓，让百姓了解时令、不误农时。

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：春秋时，晋国国君夫人宴请修建杞城的工人，席间见有个来自绛县的老人，问其年龄。老人说没有日历，不知现在是哪年，也不知自己的岁数，只晓得生于正月甲子朔。好在他会数数，说已经活了445个甲子（一个甲子指60天），后这个甲子刚过1/3。在场的人也搞不清楚，只能去求教晋国的三位历法大师。大师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演算方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：73岁。人活七十古来稀，这位老人73岁还身体健康、头脑清晰，在当时着实让人惊叹。后来，“绛县老人”成为健康长寿的代名词。同时它也说明，普通人没有日历，可能真的不知“今夕是何年”，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年龄。

战国时期，群雄分立，各有历法。秦统一六国后颁布了《颛顼（音zhuānxū）历》。西汉的司马迁不仅写下著名的《史记》，还建议并参与制定了我国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《太初历》。

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受到蓂荚（音míngjiá，古代传说中的瑞草）月初至十五日结一荚，十六至月末日落一荚的启示，发明了“瑞轮（月亮的别称）蓂荚”，又叫蓂历，可清晰展示日期与月相。张衡在水运浑象仪上设置机关，用杠杆每天转出一个叶片，半个月后每天转落一个叶片，这可以算作早的机械日历。

唐代政府印日历对外出售

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，曾发现40多件古代日历。

早逐日使用、真正意义的实体日历，一般认为是唐顺宗在永贞元年（公元805年）的皇历。每个月一册，每页上写着月份和日期，负责保管的随侍太监每天在空页上记录皇帝的言行，月终经皇帝过目肯后交予史官。史官除了存档，还要把日历内容与国家和宫中的大事结起来，提炼总结，成为编修国史的重要资料。这种日历仅供皇帝使用，记录的又是皇帝的言行，因此称皇历。后来官员们发现这种方式方便有，纷纷法，编起自家日历（当时叫历日）。

朝廷虽严禁民间拥有日历，但百姓需要又有利可图，一直有人冒险私印，甚至官方新历还没下发，民间私历已经上市。唐朝晚期的文宗意识到堵不如疏，于是在大和（也作太和）九年（公元835年）下令由政府印制日历对外出售，并再次严禁地方私印。那时雕版印刷术已经普及，远比手抄高便捷，日历的内容大大丰富，很受老百姓的欢迎。

日历通常由中央制定颁发，但近代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40多件古代日历中，有35件是当地自编的。这些地方历称为小历，与政府日历偶有偏差，但也不太影响使用。

唐朝时期的敦煌日历已经引入了西方“星期”的概念。通常，人们注明正月一日是星期几，以后只在星期日标注，其余的自行算。

唐末僖宗乾符四年（公元877年）的《丁酉岁具注历日》是中国现存早的刻印历书，也是敦煌历书中内容丰富的一件。还有一件残片尾部有“上都东市大刀家大印”的题记，有人根据内容算它可能也是公元877年的历法，印于长安（上都）名叫“大刀家”的作坊，被人千里迢迢带到敦煌，时过后仍被小心珍藏，后被放入藏经洞，直到千年后重见天日。

到了宋朝，更加便捷的活字印刷术出现，帝王也允许民间印制日历。唐宋时期，皇帝还会在岁末把日历赐给百官。

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制定的《授时历》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历法顶峰，一个回归年的时长与实际仅差26秒。因为精准度很高，后来的明代《大统历》只对其做了些许修改。

清代《红楼梦》里的《时宪书》

清代雍正时期的《时宪历》。

明朝万历四十八年（公元1620年）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来华，后来协助著名天文学家徐光启制定了《崇祯历书》，使二十四节气更加完善，但当时此历尚未施行。清初时颁行此历，并改名为《时宪历》。

清朝时，每年由门的机构编印《时宪历》，由皇帝御览后颁行全国。《时宪历》分为御览本和颁行本两种。御览本仅供皇帝翻阅，颁行本则颁布给全国各地和大小官员。因为清代的木版印刷技术较为发达，清朝官府规定，印刻好的《时宪历》每本官价仅为银1分2厘，价格相对低廉。

作为一本实用工具书，《时宪历》基本的用途就是查询，包括日出时刻、节气时刻等，上至皇家下至平民都是如此。另外，因为《时宪历》的普及与实用，它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读物，甚至成了孩子们启蒙识字的读物。很多人还会将《时宪历》作为礼物相互馈赠，送出过好日子的美好寓意。

乾隆年间，铁皮保温为了避其“弘历”的名讳，改《时宪历》为《时宪书》。乾隆十六年(公元1751年)，发行《时宪书》的律例馆议决准许民间翻刻官印历书，且不须盖钦天监的印信。在这条新的法令之下，刊行历书不再有违法之嫌。许多印刷馆积争夺这一市场，于是历书有了较大的变化，内容十分丰富，除记载日期、干支、二十四节气表及相关的注释外，还印有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，各种对联、谢贴、呈文诉状、民间偏方、九九消寒图等。一本历书成了小百科全书，有人戏称，一册历书在手，可以“万事不求人”。

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《红楼梦》里，也有清代日历《时宪书》的身影。在62回中，众人在大观园红香圃里给贾宝玉等四人摆寿席、行酒令时，史湘云说：“酒面要一句古文，一句旧诗……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，共总凑成一句话。”黛玉引了《时宪书》中的“鸿雁来宾”；史湘云选的是“不宜出行”，后来史湘云醉眠芍药丛被人唤起时还在说：“泉香而酒冽……宜会亲友。”闺阁女子行酒令都能轻松引用《时宪书》，可见它有多么普及。

民国时的故宫日历

民国时期，故宫日历是文化界的馈赠佳品。

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改“年号纪年”为“民国纪年”，引进西方公历，但传统阴历仍旧通行。民国日历强化了教化内容，有些版本还有蒙学经典内容。1933年，故宫博物院开始发行日历，每年厚厚一本，艺术与实用兼备，初定价二元二角。“外备厚黑玻璃座盘”和“外配白铜铰链装”的限量精装版为二元七角。想邮购再加3角“装匣寄费”。故宫日历还在报纸上打过广告。1935年的广告语底气十足：“内容有夏商周秦钟鼎彝器，宋元明清名人书画，震烁世界惟故宫博物院足以当之，独霸天下惟故宫博物院有此资料……”

那时，故宫日历也是文化界的馈赠佳品。作家梁实秋曾获赠一本，特意在信中跟朋友分享，说它“实日历中佳之作”。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故宫日历编印工作被迫中断。

被迫停发的还有一本知名的日历——《万年日历》。《万年日历》的发行者是一个叫郑振秀的中年人。郑振秀早年去加拿大谋生，看到日历年年更换，费力费钱，立志发明能长期使用的日历。他白天做工，晚上自修，从初中数学读到大学微积分，还翻阅了数百种中英文的天文历法著作。1936年，他的《万年日历》正式发行，由公元前一年开始，直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年止。这个日历立即在加拿大和美国引起轰动，获两国利，郑振秀也被赞为“历法革命家”“东方爱因斯坦”。本来，他也要在中国申请利，但因日本侵略中国，他的计划落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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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后，以公元纪年为主，同时在日历中附有阴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印刷精美的大挂历，曾是百姓的家中备和岁末的热门礼物。即使一年过去，很多人也舍不得扔，留着铺柜底、卷门帘。那时还流行过年历片，小巧便携、图案精美，成为一代人的美好记忆。

现在，手机、电脑上都可方便看日历，甚至还有能自动调整闰年、闰秒的“永恒日历”。但实体日历仍受欢迎，尤其是台历。故宫日历、敦煌日历、国家博物馆的中华文物精华日历、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秦文化日历、殷墟博物馆的商文化日历等都很惊艳。

现代日历更注重欣赏、学习与收藏价值，同时带着浓浓的仪式感与怀旧情。一本新日历，也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憧憬。本版供图：视觉中国

经典历法

传到国外的《授时历》

公元1281年，元代颁布了一部历法，它将一年的长度定为365.2425天——这个数值与现行公历完全一致。这部历法就是由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主导编制的《授时历》。它不仅是元代科技的巅峰之作，更是中国古代沿用时间较长的历法之一，跨越了3个世纪，直至明末清初才被新历法取代。那么，这部历法是怎么出台的呢？

元朝刚统一全国时，宋、金、辽的历法都已使用百年以上，误差越来越大。明显的就是节气不准，农民按历法播种收割，却常常错过农时。

元朝皇帝忽烈深知历法的重要，公元1276年，他下令设立太史局，任命郭守敬与王恂主持编修新历。编历的一步，是解决“测不准”的问题。当时遗留下来的天文仪器已很破旧，郭守敬用3年时间改制和创造了10多种仪器，其中著名的就是简仪和高表。

有了好仪器，郭守敬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“四海测验”。他派出14名官员，在全国设立27个观测站，测量范围横跨50多个纬度。这次测验的精度惊人，比如测得大都（今北京）的纬度是40.2o，与现代测量的39.9o仅差0.3o。

凭借全国观测的数据，郭守敬带领属下终于在公元1280年编成新历，忽烈亲自命名为《授时历》，取“敬授民时”之意。《授时历》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，还传到了朝鲜、日本等国家。朝鲜从公元1392年开始使用《授时历》的改编版，日本则在江户时代初期（17世纪初）引入。《授时历》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“通用历法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