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山雅集  鼓琴作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讀蘇軾《遊桓山記》

      元豐二年春，寒意漸消，春服已成之際，蘇軾攜數位友人漫遊泗水之濱，登臨桓山、步入石室。在宋司馬桓魋的墓前，他令道士鼓琴，臨墓論禮，終與眾友作歌而去。這篇《游桓山記》篇幅精簡卻意蘊深厚，既是一次春日雅集的真實記錄，更是蘇軾借古諷今、抒發人生哲思的佳作。文中琴音與歌吟交織，禮之辯與哲之思相融，將歷史的厚重、自然的蒼茫與個人的曠達熔於一爐，盡顯東坡散文的清曠文風與深邃思想。

      這場雅集的興起，源於時序流轉與心境的契。“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”，正值農曆正月末梢，春回大地，萬物复苏。《論語》中曾皙“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”的志向，歷來被視作聖賢與自然相融的理想境界，蘇軾此時“春服既成，從二三子游”的舉動，顯然暗了這份悠然與從容。而桓山這一地點的選擇，更給這場雅集蒙上了濃厚的歷史底色。此山因宋司馬桓魋葬於此地而得名，文中所言“石室”便是其墓冢所在。一面是春日融融的自然景致，一面是塵封千年的歷史遺跡；一面是友朋相伴的清雅興致，一面是古墓荒冢的蕭瑟蒼涼。這種強烈的情境對比，為後文的論辯與歌吟埋下了巧妙的伏筆。

      琴音響起之時，便引發了全篇的核心議題：“鼓琴於墓，禮歟？”面對友人的質疑，蘇軾以“季武子之喪，曾點倚其門而歌”為依據，從容不迫地破題。依照周代禮制，唯有國君去世，士人才需停止音樂活動並服喪；對於大夫（如季武子）的喪事，禮制並未要求普通士人廢樂。曾點的舉動並非對喪事本身的不敬，而是對權臣僭越禮法行為的一種含蓄抗議。蘇軾援引這一典故，不僅為“臨墓鼓琴”的行為正名，更暗含著對“禮”之本質的深刻思考：禮的核心不在於刻板恪守外在形式，而在於內在心境的真誠與對事理的通達。更進一步，蘇軾將桓魋與孔子相對比，以“仲尼，日月也，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”寥寥數語，點出桓魋的狂妄愚蠢。他連如日月般崇高不可侵犯的孔子都妄圖加害，其惡行可見一斑。再結桓魋“死為石槨，三年不成”的奢靡之舉，更凸顯其愚不可及。蘇軾的論辯層層遞進，既回應了關於“禮”的質疑，又借桓魋這一歷史人物，暗諷了世間那些恃權驕縱、奢靡無度的愚妄之輩。

      文章的深邃哲思，蘊藏在“物化”之論中。蘇軾認為，桓魋的骸骨毛髮早已化為飛塵，消散於寒風之中，更何況那些石槨、殉葬的臣妾與飯含的貝玉等外物？在此基礎上，他提出兩種假設：若桓魋毫無知覺，即便在墓前鼓琴作歌，也並無妨礙；若桓魋尚有知覺，聽聞琴音歌吟，便能領悟到“哀樂之不可常、物化之無日”的道理，其愚蠢或許能稍有緩解。這番論述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蘇軾的曠達心境。在他看來，世間萬物皆處於流轉變化之中，生死、哀樂、榮辱皆非永恒，執著於外在的名利權勢、追求奢靡的喪葬規格，不過是徒勞的愚妄之舉。這種對“物化”的通透認知，是蘇軾歷經宦海沉浮後沉淀的人生智慧，更是他面對困境時得以超脫的精神支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時的蘇軾已在徐州任職近兩年，此前仕途的諸多不順，讓他愈發看淡外物的得失，這種心境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此次桓山之遊的感悟與思考中。

      眾人的歌辭之韻，定格了這場雅集的精神內核。友人聽聞蘇軾的論辯後，“喟然而歎”，隨後所作之歌：“桓山之上，維石嵯峨兮。司馬之惡，與石不磨兮。桓山之下，維水彌彌兮。司馬之藏，與水皆逝兮”，以桓山之石與泗水之水為核心意象，形成鮮明對比：石之嵯峨永恒不朽，象徵著桓魋的惡行將永遠留存，不可磨滅；水之流逝奔騰不息，寓意著桓魋的墓葬及所有外在之物終將消逝，歸於虛無。這不僅是對桓魋一生的蓋棺定論，更是對蘇軾“物化”哲思的精準呼應：惡名可傳千古，而肉身與外物終究無法永恒。歌闋之後，眾人瀟灑離去，未曾過多流連，卻將這份深刻的感悟沉淀下來，讓這場春日雅集超越了單純的游賞玩樂，成為一次觸動心靈的精神洗禮。

      文末所列的八位從遊者，既有蘇軾的弟子、友人，也包括其子蘇邁與友人之子舒彥舉，铁皮保温由此可見，這場雅集兼具師友之誼與親情暖意，氛圍融洽而真摯。此外，道士戴日祥所鼓的“雷氏之琴”與所操的《履霜操》，更為雅集增添了幾分清雅意趣。雷氏琴為唐代雷儼、雷威等名匠所造，是後世公認的名貴古琴；《履霜操》作為古琴名曲，其淒清悠遠的曲調與古墓的蒼涼氛圍、蘇軾的深邃哲思相得益彰，讓這場桓山之游的“雅”真正落到了實處。

      通讀《游桓山記》，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次春日游賞的生動場景，更能領略到蘇軾對“禮”的通達理解、對歷史的深刻洞察以及對人生的曠達態度。琴音起於古墓之間，歌吟歸於泗水之畔，歷史與現實在此交彙，個人與自然在此相融。這便是桓山雅集的獨特魅力，更是蘇軾文章“言簡意賅、意蘊深遠”的精髓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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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附原文《遊桓山記》

     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，春服既成，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⑴。登桓山，入石室⑵，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，操履霜之遺音⑶，曰：“噫嘻！悲夫，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。⑷”或曰：“鼓琴於墓，禮歟⑸？”曰：“禮也。季武子之喪，曾點倚其門而歌⑹。仲尼，日月也，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⑺。且死為石椁，三年不成，古之愚人也⑻。余將弔其藏，而其骨毛爪齒，既已化為飛塵，蕩為冷風矣，而況於椁乎，況於從死之臣妾、飯含之貝玉乎⑼？使魋而無知也，余雖鼓琴而歌可也⑽。使魋而有知也，聞余鼓琴而歌，知哀樂之不可常、物化之無日也，其愚豈不少瘳乎⑾？”

      二三子喟然而歎，乃歌曰：“桓山之上，維石嵯峨兮。司馬之惡，與石不磨兮。桓山之下，維水瀰瀰兮。司馬之藏，與水皆逝兮。”歌闋而去⑿。從游者八人：畢仲孫、舒煥、寇昌朝、王適、王遹、王肄、軾之子邁、煥之子彥舉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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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⑴元豐二年：即1079年。己亥晦：猶己亥日晦，即當年正月二十九日。晦：農歷每月的後一日。泗：泗水，位于山東省中南部。

       ⑵桓山，亦名魋山，又名聖女山，在今江蘇徐州市東北二十七里茅村鎮洞山村。《方輿紀要》卷二九<徐州紀>：“桓山，下臨泗水。桓魋葬於此，因名。”石室：石造的墓室。

       ⑶戴日祥：北宋徐州道士，蘇軾在徐州期間的交遊友人之一。雷氏之琴：猶雷琴，唐代雷儼、雷威、雷霄等名匠所造的七弦琴為雷琴，後世爲名貴之琴的汎稱。履霜：古琴曲《履霜操》。

       ⑷桓魋（音tuí），又稱向魋，子姓，東周春秋時期宋國（今河南商丘）人。任宋國主管軍事行政的官司馬，掌控宋國兵權。他是宋桓公的后代，深受宋景公寵愛，其弟弟司馬牛是孔子的弟子。

       ⑸禮歟：猶乎禮制嗎？

       ⑹季武子（？～前535），姬姓，季氏，名宿（一作夙），即季孫宿。春秋時魯國正卿，前568～前535年執政。魯昭公七年（前535），病卒，謚武，史稱季武子。曾點：字皙，春秋魯南武城人，生卒年不詳。為曾參之父，孔子弟子，嘗侍孔子。根據周代禮制，衹有在國君的喪事時，士人才需要廢樂（停止音樂活動）並服喪。對於大夫（如季武子）的喪事，禮制並未要求普通士人廢樂，曾點此舉並非針對喪事本身不敬，而是對權臣僭越禮法現象的一種獨特抗議。

       ⑺《史記》載：孔子過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，桓魋伐其樹，孔子去。弟子曰：“可以速矣。”子曰：“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”遂之鄭。又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'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’”

       ⑻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“昔者夫子居於宋，見桓司馬自為石槨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'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’死之欲速朽，為桓司馬言之也。”

       ⑼弔：憑弔。藏：指墓葬。貝玉：指殉葬的珍寶財貨。

       ⑽使：假使。

       ⑾不可常：不能永恆。物化：事物的變化。瘳：病愈。

       ⑿歌闋：指歌曲不同段落之間的短暫停歇。

       ⒀畢仲孫：蘇軾弟子。舒煥? (字堯文)，時任“徐州教授”（州學教官，從九品），與蘇軾詩文唱和甚密。寇昌朝：徐州當地的文士或官員。王適：與其弟王遹併稱“二王”，是蘇轍的女婿，深受蘇軾賞識的門生。王肄：為王適、王遹的同宗族人。蘇邁：蘇軾的長子。舒彦举：舒煥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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